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这部信用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历时十余年终于落地。
　　“不是几易其稿，而是多易其稿。”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王煜说，《条例》起草、修改、出台的过程极为漫长和艰苦。
　　此项立法最初始自2003年，2007年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后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因分歧较大，相关部委意见难以统一，一度难产。期间，甚至曾讨论过是否终止此项立法的可能性。
　　相比征求意见稿，最终通过的《条例》，全部删除了关于信用评级的部分，并将适用范围缩小至征信业，同时更加注重个人信用信息保护和相关征信活动的规范。
　　多位全程参与《条例》起草和修改工作的人士表示，造成适用范围降格的根本原因是，相关部委之间利益格局难以协调，“说白了央行只能管自己已经管的和没人管的领域，而不能掺和其他部委的工作”。
　　《条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将作为监督管理部门，对征信业实行牌照管理。”这种“牌照管理”思路，与金融行业牌照监管有类似之处。《条例》首次明确了征信业的法律地位和准入标准。
　　征信立法难的现实，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缩影。仔细看来，由国务院设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牵头部委多次更替，部委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沟通始终不畅，摆在相关规划制定、立法立规面前的体制性障碍始终无法破除。
　　聚焦征信业
　　2月25日，央行召集十余位专家学者在央行举行座谈会，就刚刚出台的《征信业管理条例》进行讨论，这是《条例》正式实施前，央行召集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会。
　　回顾此项立法的前前后后，从正式起草初稿到最终出台，历时十年，先后形成三稿，两次对外征求意见。一位参与前述座谈会并全程参与立法工作的人士对《财经》记者称，总结立法的感受：央行始终较为慎重，充分征求社会各方意见。
　　“《征信业管理条例》名字是经过长期斟酌才确定下来的。”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王煜说。事实上，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时，都曾使用《征信管理条例》，最终出台时修改为“征信业”，表述更加精准和明确。
　　从“征信”改为“征信业”，仅一字之差，却使得《条例》的适用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9年11月，《征信管理条例》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受到了相关部委、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学者的激烈反对，反对的核心是央行过于考虑自身利益，如《条例》适用范围不明确，监管对象不清楚。又如相关章节称：央行中国征信中心可以依法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金融机构之外的企事业单位等收集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相关信用信息。
　　此后，综合各方意见，国务院法制办和央行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明确国家机关以及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履行职责所进行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整理和公布等活动，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适用本条例；重新定位央行中国征信中心的权责，并于2011年7月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
　　结合两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的《条例》提交至国务院，最终于2012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得以通过。在2013年春节前的央行媒体吹风会上，央行再三强调《条例》的适用范围，避免外界产生理解偏差。
　　所谓征信业，是市场经济中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征信机构作为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企业，按一定规则合法采集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加工整理形成企业、个人的信用报告等征信产品。
　　从世界范围看，征信业是小行业。美国目前有各类征信机构200多家，欧洲征信市场有各类征信机构40多家，日本集中度较高，仅有4家机构。2011年，美、欧、日、韩的征信市场有11家主要征信机构，总收入约110亿美元。
　　通常，征信行业有助于促进社会信用交易，放大信用经济的规模，是实体经济良性运行的润滑剂。据商务部2011年相关统计显示，国内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诈造成的各种损失达到2000亿元。国内相对滞后的社会信用环境和信用体系建设，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
　　中国征信业发展时间短、水平低，征信机构的人员素质和水平普遍较弱。在起草《征信管理条例》期间，央行曾对中国的证信行业做了全面的调研和梳理，但是央行对相关调研结果讳莫如深。不过，在其看来，过去十多年间，央行中国征信中心的建成，是征信业发展取得的最大成就。
　　而据《财经》记者了解，现在国内市场上很多机构从事征信业务，名称五花八门，如以征信机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信用调查公司等。据相关机构预测，2012年企业征信业务的市场规模约为3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将达到10亿元人民币以上。
　　明确行业准入
　　对征信行业的监管，此番央行将借《条例》出台引入“牌照管理”。其监管的核心思路是：个人严、企业宽。这也符合国际上征信管理和征信立法的总趋势。
　　《条例》对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机构准入门槛较高，采取审批制，要求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此外，还要求主要股东信誉良好，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符合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保障信息安全的设施、设备和制度、措施；拟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规定的任职条件。
　　而对从事企业征信业务的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采取备案制，企业只要提供营业执照，股权结构、组织机构说明，业务范围、业务规则、业务系统的基本情况，信息安全和风险防范措施，办理备案即可。
　　按照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经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机构，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按规定申请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已经经营企业征信业务的机构，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三个月内，按规定办理备案。 　　在央行相关人士看来，《条例》出台有利于甄别、规范、管理征信机构，对规范市场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清理征信市场中信息采集不规范的行为，解决征信市场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问题。
　　《条例》除了明确行业标准，对已从事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给予申请营业许可证的期限外，还充分考虑个人在社会上的相对弱势地位，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保存、对外提供和使用的规则，以及对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权、异议权、侵害信息主体权利的法律责任等，都进行严格规定。
　　在上述《条例》出台后，近期，市场上从事征信业务的多家征信机构一直在与央行沟通，希望央行尽快出台牌照申请或备案的相关申请表格或者格式化文本。截至3月6日，相关内容尚未发布。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静说，“我们希望能尽早拿到营业许可证，此前外界对征信业怎么理解的都有，我们始终说不清楚自己是合法经营。”
　　《条例》明确鼓励合法资金进入征信行业。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社会资金投资证信业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由于目前国内征信机构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大多依赖于公开信息，对外提供产品的同质化较高，因此，征信机构要重在提升产品的性价比和核心竞争力；二是信用主体信息隐私权保护将成为核心话题，作为从业者，急需加强自身法律风险控制意识和能力。
　　此外，征信业是“小行业、大影响”，监管部门如何平衡监管和发展并举，这是从业者的一大担忧。对此，北京大学周伟民研究员认为，征信行业涉及到个人信息，比较容易引发社会的一些议论，具有自身特殊性，在行业发展之初设定比较高的准入门槛，用严厉的监管态度，这是必要的。但行业监管要给市场一个发展的机会，行业发展以后，监管态度包括实施细则都可以调整。
　　央行系统开发
　　作为中国最大的征信机构，200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简称央行征信中心）已经收录8.22亿名自然人的信用信息，同时有1880万户企业信用信息。
　　《条例》明确了其具体定位，即为国家设立，为中国信贷市场服务；受国务院征信业监管部门监管；信息的收录是商业银行强制报送；坚持成本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
　　根据央行的规划思路，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发展目标是统一的金融业征信平台。按照这一目标，央行拟将该数据库信息采取范围扩大至保险、证券、外管等领域。
　　为此，央行内部正在探讨两条可行的技术路线：直接采集和间接采集。直接采集是由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直接采集非银行信贷以外的数据；间接采集是先由证监会和保监会等部门建立自身的小数据库，然后再连接到人民银行数据库，相当于子数据库。
　　央行征信中心作为未来中国征信业毋庸置疑的“老大”，将与其他征信机构长期共同存在，征信市场将出现政府背景的政策性机构、社会背景的市场化征信机构并存的局面。
　　部分市场人士担心，央行征信中心依仗其独特的优势，有可能形成垄断，阻碍整体征信市场发展。对此王煜认为，有必要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有序的适度竞争市场。
　　与此同时，外界也希望央行征信中心能打开目前相对封闭的状态，与社会化的征信机构实现信息交换和共享。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行业人士均表示，由于目前企业相关信息公开极为有限，各家征信机构获得的信用信息基本相同，无法给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服务，这是困扰征信业发展的一大症结。
　　对此，《条例》有关规定明确，商业银行除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强制报送数据外，也可以给其他征信机构提供。不过，最终的决定权还要看商业银行，即使商业银行同意，对于数据采集机构，可能也要付出昂贵的成本。
　　普通的征信机构显然不具有央行征信中心的特殊地位，在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静看来，在降低成本、消除央行泄露金融信息担忧的前提下，可以探讨建立一种信息数据交换机制，选择合适的对外开放路径，央行征信中心可尝试提供评价结果而非原始数据。
　　过去几年间，部分非银行类机构一直希望能接入到央行征信中心，查询相关信用信息，如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此次征信立法终于打开了这扇门。《条例》规定，对不从事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信息交互，将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制定。
　　2011年8月，融资担保公司已经获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近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2013年全国征信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今年将做好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征信服务，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符合条件的两类机构有序接入征信系统。
　　《条例》还明确表示，将推动企业相关部委和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建议，要推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纵深发展，还应积极探讨相关政府部门负责管理的诚信信息数据库的整合问题，并尽快提出解决路线图和时间表。